记者 王珍
提振消费被列为今年政府工作任务之首，“两会”结束不到一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布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下称“方案”），从增收减负、改善供给、优化消费环境等方面出台了30条具体措施。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方案从增加收入着手提振消费，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只有实实在在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才能切实提升消费。”
居民收入包括工资（劳务）收入以及财产性收入，滕泰认为，企业给予员工的工资水平，主要由企业的收入与利润状况决定，非政府所能直接干预。若期望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那需要在经济结构、产业转型、劳动力素质提升等多个方面做出更为深远的努力，而非单纯依靠政府的政策调控。
至于财产性收入，滕泰表示，从去年9月24日政治局会议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这次“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和专项行动方案，都在反复强调要推动股市的繁荣，稳股市对于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是非常重要的。
他还提到，要大幅提升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减轻居民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负担，从而使其能够更为放心地进行消费。
滕泰指出，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一般公共预算中用于养老的支出仅占3%左右，即便加上社保基金的支出，两者合计也不足10%。他建议，提高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基金的比例，筹集5万亿元至10万亿元资金，确保农村老人每月养老金能达到500至1000元。
“若我们能将这两项支出合计提高至15%，甚至达到美国同等水平的18%，那么我国将新增约10万亿（元）的养老金。届时，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就从目前的一两百元提升至一两千元。若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得到如此幅度的提升，他们还会因为担忧养老问题而不敢消费吗？”
“自建国以来，农民通过交公粮等方式支持国家工业化建设，贡献巨大，因此，在为其养老时，我们不应仅依赖新农合等制度，而应充分利用国家资产。”滕泰说，“我国拥有超过100万亿的国有股权资产，只需再划拨其中10%的比例，即可为农民养老提供有力支持。”
滕泰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现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华网独立董事。他在最新出版的《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一书中，以“宏观消费抑制”与“总需求不足”为靶点，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财政政策须由建设财政转向民生财政；货币政策需要在“流动性陷阱”中开辟直达消费端的传导通道，建立信心修复的微观机制。消费繁荣的背后，还需要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民营企业家精神的充分焕发、创造新需求的磅礴力量，以及深化收入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推进。
以下是界面新闻整理的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绝大部分人认为，增加消费的前提在于增收，所以这次我们看到，《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的第一部分就是增收，四条具体内容都和增收有关。这次方案是不是切中了要害？
滕泰：我连续五年呼吁促进消费，每次都强调提振消费必须从收入端入手。不然仅从供给场景等方面着手，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因为消费函数的主要影响变量，一是收入，二是利率。长期来看，消费还会受到新供给及其所引发的新需求的影响。
观察欧洲、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香港等地区，在2020年面临疫情冲击时，他们提振消费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是发钱增加收入，二是降息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倘若收入这个变量不变，利率这个变量也不动，那要改变消费，几乎是不可能的。
此次发布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第一部分就是增加收入。我认为这一点抓住了提振消费的根本，入手点符合经济学原理。只有实实在在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才能切实提升消费。
为何必须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入手呢？因为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确实偏低。202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仅为44%左右，在全球范围内都偏低。应尽快将这一比重提升到60%以上，消费才有可能得到真正提振。因此，此次计划第一部分强调增收，从原理上是顺畅的，如果有真金白银的政策，一定会产生积极效果。
居民可支配收入分为多个来源，具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工资和劳务性收入，二是财产性收入，三是各种形式的政府转移性收入，如补贴、社保等。这几方面都需要大幅提高，只有这样，才能把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提升到60%甚至更高，达到国际平均水平。
界面新闻：关于增收，本次方案提出的第一个措施是“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什么样的增长是合理的增长？
滕泰：劳务性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应当与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保持同步。合理的增长速度是使其能够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这已经算是不错的表现。若期望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那么就需要在经济结构、产业转型、劳动力素质提升等多个方面做出更为深远的努力，而非单纯依靠政府的政策调控。
我要强调一点的是，在探讨提高居民收入问题时，必须尊重市场规律。政府应聚焦于自身能够影响的变量， 比如可以减少低效和无效的投资、削减各级政府的生产性补贴及对企业的无效出口补贴，转而将这些资源用于向居民发放消费券或直接补贴，以及提高居民的低保和社保水平。这些都是政府政策能够有效调控的变量。
企业给予员工的工资水平，主要由企业的收入与利润状况决定，非政府所能直接干预。政府出台政策时，应明确界限，仅限于调控自身能够影响的变量。若逾越此界限，过度干预市场，试图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定价，不仅可能收效甚微，甚至可能会导致企业减少雇佣、削弱就业市场，最终适得其反，反而可能减少就业收入。
界面新闻：方案提到的第二条增收措施是“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你在《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一书中指出，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2023年为8.57%，最高点出现在2021年，为8.75%，你认为提高到多少是合理的？财产性收入包括动产（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和不动产（租金、土地增值等）， 提高财产性收入，需配套哪些改革？
滕泰：在一个国家发展的初期，由于家庭财产有限，谈不上什么财产性收入。但在后工业化阶段，中等收入群体已占家庭总数的很大比例，总人口达到数亿，财产性收入已成为影响消费的重要部分，也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高财产性收入对中等收入家庭来说，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房地产，即家庭拥有的住房等不动产；二是股市和基金等金融资产。因此，这次政府工作报告特意强调要稳住楼市和股市。在提振消费的专项行动中，也提到了要稳住楼市和股市，特别是要促进股市的增长，这一点非常重要。
从过去十几年的经验来看，美国消费之所以繁荣，除了2020年疫情期间政府发放大量现金，保护了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使居民无需消耗自己的储蓄来防控疫情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自2009年以来股市的持续上涨，给美国家庭带来了重要的财产性收入。美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远远高于我们提到的8%或10%，当然，不同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和房地产数量存在较大差异。
假设中国股市在过去10年里像美国那样从某个低点涨到高点，或者像日本那样从2013年开始连续上涨了十几年，我们的消费应该不会像现在这么低迷。所以我们看到，从去年9月24日政治局会议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这次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和专项行动，都在反复强调要推动股市的繁荣。这对于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是非常重要的。
界面新闻：股市、楼市这类财产性收入主要是针对城市中等收入家庭的，那对于广大的农民，他们有什么渠道可以拓宽财产性收入呢？
滕泰： 我认为，应该积极推动农村土地流转，让农民也有机会获得财产性收入。很多农民实际上已经不住在农村了，但他们的房产无法变现，这是制约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一个重要制度根源。因此，需要一些配套的改革措施，尽快推动农村土地流转。
界面新闻：你此次出版的新书的名字是《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为什么说消费繁荣关乎未来，而不是投资繁荣？我们现在是投资过剩、投资效率下滑，因此大家不再那么看重投资，如果有一天，投资效率又上去了，是不是又要回到重投资的路上？
滕泰：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严格控制低效或无效投资的要求，这被视为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破局的关键所在。面对全球制造业霸主所遭遇的内需焦虑，中国经济的下一步战略应聚焦于提升消费，以此作为经济转型和扩大内需的突破点。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两会，再到近期迅速出台的一系列专项行动，党中央、国务院已明确布局，旨在提振消费，这关乎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层次矛盾及14亿人口的消费潜力释放。
消费繁荣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转型成功与否至关重要。为避免陷入过度投资的陷阱，我们应借鉴历史经验，如美国成功从投资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以及前苏联和日本90年代因过度投资而陷入困境的案例。中国当前亟需减少低效或无效投资，推动消费繁荣，以实现内需的真正扩大。
关于投资效率问题，需明确的是，企业投资行为应由企业自身决定，无需过多干预。例如，民营经济投资之前出现负增长，主要是受市场盈利状况影响，一旦盈利恢复，投资自然会增长。然而，政府主导的低效或无效投资则需严格控制。地方政府若缺乏约束，可能会盲目推进不必要的项目，造成资源浪费。当前，许多基础设施已趋饱和，如北京、上海等地，再大规模修建机场、道路等已不现实。因此，如何降低投资率，特别是政府主导的低效投资，是解决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关键问题。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应尊重市场选择，确保其投资效率。而对于国有主导的投资部分，包括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则需严格防止其进行低效或无效投资。这部分节省出来的万亿资金若能得到有效利用，将极大促进消费繁荣。
有学者指出，过去几十年间，高投资率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投资过剩已成为现实问题。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更加注重消费的提升，而非盲目扩大投资。当前，中国已进入后基建时代，房地产、基础设施及厂房设备等领域的投资已趋饱和，因此，降低投资率、推动消费繁荣已成为必然选择。
界面新闻：你对“消费型社会”的定义是——居民消费在总需求中占主导地位，是走过短缺经济阶段、高积累低消费阶段、重生产轻消费阶段之后，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经济发展目的的正常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从这个定义来看，我们已经过了短缺经济阶段，但是高积累低消费和重生产轻消费的阶段还没有过。“高积累低消费”、“重生产轻消费”和我们长期以来接受的教育有关，比如提倡勤俭节约，而月光族、透支消费是不对的、是堕落的。但在美国，把明天的钱用在今天花是很普遍的，美国也并不是什么高福利社会，为什么他们敢大胆消费，我们不敢？
滕泰：美国虽不自诩为高福利社会，但其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却高达18.7%。这一比重使得美国居民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负担相对减轻。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则相对较低。一般公共预算中关于养老的支出仅占3%左右，即便加上社保基金的支出，广义的社保支出也不足10%。若我们能将这两项支出合计提高至15%，甚至达到美国同等水平的18.7%，那么我国将新增约10万亿的养老金。届时，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有可能从目前的一两百元提升至一两千元。
若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得到如此幅度的提升，他们还会因为担忧养老问题而不敢消费吗？总体来看，我国在养老方面仍存在诸多忧虑，尤其是农村老年人，他们并非依靠社会保障来养老，而是依靠储蓄。6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往往需要将收入存起来以备养老之用，同样，四五十岁的农村居民也需要为养老而储蓄。
自建国以来，农民通过交公粮等方式支持国家工业化建设，贡献巨大，因此，在为其养老时，我们不应仅依赖新农合等制度，而应充分利用国家资产。今年两会提出了很好的方案，就是给农村基层老人每月涨养老金20元。但我觉得涨幅还可以再高一点，是不是可以提高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基金的比例，额外筹集5万亿至10万亿资金，确保农村老人每月养老金能达到500至1000元。我国拥有超过100万亿的国有股权资产，只需再划拨其中10%的比例，即可为农民养老提供有力支持。
此外，孩子上学的负担沉重、购房压力以及社会保障房供应不足等问题也使得人们不敢轻易消费。从很大程度上说，要提升人们的消费意愿，就需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当然，文化因素也不容忽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文化与中国当前的文化相似，都提倡节俭和重视物质。但经历过大萧条以及总需求不足的经济困境后，美国的社会文化逐渐发生了转变。如今，中国也已步入全面过剩、总需求不足的时代，因此，相关的消费文化也会逐步改变。
界面新闻：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了一个词——“投资于人”，投资于人是提振消费的重要前提，你认为投资于人的核心是什么？
滕泰：1958年，当美国步入工业化后期之际，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便指出，美国已然迈入丰裕社会，因此，投资应更多地倾注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仅仅局限于物质财富的生产。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社会由生产型社会向更加注重人的发展的阶段转型的必然趋势。
中国目前似乎也正处于这一转型的关键节点。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曾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桥梁、道路等，来刺激经济、扩大需求，这与中国前些年的某些做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但随着时代的演进，到了20世纪60年代，林登·约翰逊总统推出了“伟大社会”计划，该计划将投资重点转向了教育、医疗、住房、反贫困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旨在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改善民生来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萧条或需求不足等挑战。这种转变，实质上就是历史上“投资于人”的理念的具体体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投资于人”，并强调要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以支持扩大就业、促进居民增收减负、加强消费激励，从而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这些表述，无一不彰显了民生在当前中国财政政策中的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投资于人的核心就是财政政策从建设财政向民生财政的转型之路，这不仅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界面新闻：你多次呼吁“尽快推出 10万亿元规模的消费振兴计划”，为什么是10万亿？在本次书中，你提到，10万亿元消费繁荣计划是由行政部门的“有形之手”实施，还是通过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落地，这是一个关系到计划实施效果的重大选择。你认为，行政部门的“有形之手”存在不公平、效率低、寻租等问题，那市场的“无形之手”要怎么做？两者是否能够结合？
滕泰：我在2020年提出了一个关于10万亿促消费计划的构想。当时正值疫情期间，考虑到疫情所带来的冲击，我参照了2008年4万亿投资占当时GDP的比重进行了测算。为了稳住中国经济，我认为大约需要10万亿的促消费计划。
然而，时隔五年之后，我们的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仍在降低，同时出现了投资过剩和出口减少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10万亿的消费振兴计划可能并不够，甚至可能需要高达15万亿的规模。
从宏观和最高决策层面来看，我们如今对消费的重视程度已显著提升，并将其列为了九大任务之首。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两会，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决策层对提振消费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
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其他国家多采取直接发放资金以刺激消费，而我国则侧重于扩大投资、恢复供应链和生产。这导致我们在2022年下半年开始就出现了严重的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的问题。因此，自2022年年底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消费的定位开始发生变化，强调消费要发挥基础性作用，而投资则起到关键性作用。到了2023年，更是进一步强调了扩大消费的重要性，并将其置于优先位置。今年，消费更是被列为了九大任务之首，显示出决策层对消费的空前重视。
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仍面临诸多紧急问题需要解决。例如，保交楼问题就关系到社会稳定，必须优先处理。同时，地方债到期无法偿还也影响到地方信誉和经济运转，甚至影响到公务员和教师工资的发放。因此，在筹集到一定的财政资金后，可能首先需要解决这些紧急问题。
这些紧急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后，我们期望政府能够将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直接刺激消费，即发放大量的消费补贴。在发放方式上，“无形之手”，也就是直接发放给家庭、让家庭通过市场自由选择购买产品或服务，显然更为有效。所以，当消费补贴资金较小时，可以选择“以旧换新”这种操作方式，当补贴资金规模足够大，比如达到万亿以上时，直接发钱或通用消费券给家庭可能就是更有效的方法。
总体来看，通过增加居民的补贴收入或财产性收入来迅速提振消费，让消费激活市场、市场引领企业扩大就业，最终促进工资和劳务性收入的增长，形成良性循环——这就是从提振消费入手，畅通经济循环，重启中国经济飞轮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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